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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遣唐日本留學生與海上唐詩之路

       2021/04/02/ 10:41 來源:光明日報

      中日詩路,在海上唐詩之路中占有重要位置。隋唐之前,主要是移民給日本帶去中國文化。到隋唐,則主要是日本派使前來,如自7世紀初始,日本4次正式派遣隋使。日本舒明天皇二年(630)至寬平六年(894)二百多年間,共派遣唐使19次,其中成行并到達長安的有13次。與遣唐使隨行的留學生、學問僧,為中日海上唐詩之路作出了重要貢獻。

      據日本木宮泰彥《日中文化交流史》作表列舉姓名,留唐學生149名,大部分是學問僧。其實,使團其他成員,包括遣唐大使、副使、判官、錄事,大使之上的執節使或押使,以及隨行的醫師、陰陽師、畫師、史生、卜部(卜筮者)、音樂長、音聲生、玉生、鍛生、鑄生、細工生(手藝師),也積極學習唐代科學文化。如押使多治比縣就曾從四門助教趙玄默學習經書,準判官藤原貞敏從上都劉二郎學琵琶,遣唐醫師兼醫請益菅原梶入唐鉆研醫術。經史、佛教、醫術、天文、軍事、音樂,使團成員來唐幾乎無所不學,當然也有文學交流。他們是整體地學唐,將唐詩之路擴展為綜合的文化之路。就留唐學生和學問僧而言,著名的有空海、最澄、圓仁、圓珍、常曉、圓行、惠運、宗睿等“入唐八家”,此外還有圓載、阿倍仲麻呂即晁衡(或稱朝衡)、吉備真備、橘逸勢、菅原梶成等。從這些人的行跡,也可以窺見中日海上唐詩之路的面貌。

      來往路線,唐以前主要通過朝鮮半島。遣唐使則乘船從海上,由日本難波的三津浦出發,西經瀨戶內海至筑紫的大津浦。由此前往中國,八世紀之前,主要走北路,由大津浦經壹岐、對馬,沿朝鮮半島西海岸北上,橫渡渤海灣口,抵山東半島登州一帶。701年以后,則多走南路,從大津浦啟航后,沿筑紫西海岸南下,橫渡中國東海,到達揚子江口。這是名副其實的“海上唐詩之路”,而海上有數不盡的艱難兇險,特別是南行海路。夏日曝曬自不必說,遇風暴常要漂流數月,沿途還有海盜,遇難而死是常有之事。

      吉備真備于734年隨第九次遣唐使回國,途遇風暴,船隊失散。一條船失蹤,兩條船第二年第三年才輾轉回日,還有一條船漂泊到昆侖國(今越南),一百多名船員,或被當地賊寇所殺,或染病而死,只有4人脫險。晁衡回國,也因遇風暴船破漂流到安南(今越南),全船180多人被當地賊寇襲殺后,所剩也不過10余人,以至好友李白誤以為晁衡已遇難。804年,空海隨第十七次遣唐使入唐,“忘身銜命,冒死入海”,“暴雨穿帆,戕風折舵”,在海上漂泊34個晝夜,始至福州。同行最澄的另一船,經歷50多天海上險難,漂流到明州。第十八次遣唐使于837年啟航,四舶651人,啟航后遭遇風暴,第三舶140人僅20余人生還,其余只好返港,次年再次出海,又遇逆風,返港后再次出發,歷盡千辛萬苦才抵達中國。有人統計,派出的遣唐使船,有四分之一遇風浪而沉于海底。不少人因此借故躲避出行,而留學僧、留學生卻是積極爭取入唐。空海是上書自請入唐。圓珍未能隨從遣唐使,則來回均乘商船渡海。

      日本朝廷對遣唐人員發[~符號~]、綿、布等作為入唐費用。留唐期間,外國來賓衣服食宿都是朝廷免費招待。《唐會要》記載對外國學生“衣糧準例支給”。《唐大和上東征傳》記載僧榮睿等蕃僧,“入朝學問,每年賜絹廿五匹,四季給時服”。各地方有時還有破例優待,學問僧在途,有時也能得到布施,但這只是一方面。學問僧朝拜圣跡,尋師問道,游走各地,有時也很窘困。圓仁《入唐求法巡禮記》和圓珍《行歷抄》這兩部留唐日記,留下不少這樣的實例。有時“主人極慳——乞一盤菜,再三而方與”,“一撮鹽,一匙醬酢,非錢不與”,“不許客宿”,且“再三嗔罵”。一行四人的行李,雇人挑,雇驢馱,一天行二十里,三驢每天得付150文。渡河每人5文,驢每頭15文。他們也要擔心衣食無著。為取得通關文件,要“托有力人用物會計”。住店要付房租,住寺得助緣香火錢,辦事托人要通關,巡禮需要旅費,從師要出學費,收羅資料,也須費錢。空海代筆的《為橘學生與本國使啟》說橘逸勢在唐“日月荏苒,資生都盡。此國所給,衣糧僅以續命,不足束修讀書之用”。這種情形,在當時應該不是個例。

      但他們依然遍訪名寺。長安各名寺之外,最澄、圓載、圓珍到天臺,靈仙、圓仁到五臺,普照、榮睿、玄朗、玄法等人到揚州,還有越州。入壇灌頂,研習經論,接受禪法佛法;求取內外書,除求贈外,也省吃儉用購買。《舊唐書》就說他們“所得錫賚,盡市文籍”。他們還大量雇人抄寫,自己抄寫。空海《與越州節度使求內外經書啟》自述“衣缽竭盡,不能雇人,忘食寢勞書寫”。《與本國使請共歸啟》也說他“忘飡耽讀,假寐書寫”。2004年10月西北大學博物館征集收藏有井真成墓志銘,記述這個日本養老元年(717)隨第八次遣唐使來唐的留學生“豈圖強學不倦,聞道未終”而突然去世。在窘境中強學不倦,不是個例。他們帶回大量佛經和文學經籍。空海攜回日本就有不少唐人詩集和詩文作法類書,回日本后因此編成《文鏡秘府論》。和唐文人交往,空海不論在福州還是在長安、越州,都有文學活動,在越州,有朱千乘等人贈詩。最澄回日本,臺州吳[~符號~]等九人賦詩相送。棲白、皮日休、陸龜蒙、顏萱與圓仁、圓載都有贈詩。晁衡與王維、李白、儲光羲、包佶、趙驊等詩人的交往更為密切。

      這和唐本土文人的詩路之游不同。要在有限的留唐時間里,完成求學求法的使命,日本遣唐留學生、學問僧沒有從容瀟灑的名山漫游,沒有閑逸寧靜的隱逸之游,當然,也沒有宦游和貶謫之游。這是一條在風浪里艱難搏擊之路,在窘境中強學不倦之路。

      這些留學生、留學僧,都是經選擇的優秀人才。他們絕大多數出身中等貴族。空海外舅的品級是二千石,圓珍是空海俗甥,吉備真備其父是右衛士少尉,阿倍仲麻呂即晁衡其父是中務少輔船守,大和長岡其父是刑部少輔從五位上,橘逸勢其父是右中井從四位下。出身貴族,使他們從小就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,而位止中等,又使他們希望留唐學習,通過努力,改變現狀。當然,他們也都希望傳入中國文化,改變日本的現狀。

      這就可以看唐代詩人和他們的交往詩作。李白以為晁衡海上落難已死,寫下《哭晁卿衡》,“明月不歸沉碧海,白云愁色滿蒼梧”,自是一往情深。其他詩人如曇靖、鄭壬送空海詩,“萬里洪濤白”“鯨波涉巨津”,王維送晁衡詩,“鰲身映天黑,魚眼射波紅”,徐凝送日本使詩,“鯨波騰水府”,實是表達對他們海上險難的深切擔憂。而王維詩寫“歸帆但信風”,包佶詩寫“錦帆乘風轉”,實是對他們旅途平安的真誠祝愿。許蘭送最澄,寫“德重意唯堅”,是對日本留學生求學求法堅毅品格的高度贊揚。而空海《青龍寺留別義操阇梨》:“一生一別難再見,非夢思中數數尋。”想想旅途的艱辛,遙隔大海,不難體會作者離別不舍的深沉情思。晁衡《銜命還國作》,一邊寫“蓬萊鄉路遠,若木故園林”,一邊寫“西望懷恩日”,既思戀故園,又不舍唐土,正是在唐矛盾心情的真實寫照。

      也可以看他們留下的遣唐紀錄文字,如圓仁《入唐求法巡禮記》,圓珍《行歷抄》《在唐目錄》及《圓珍傳》。一方面,是“殷勤安存”,“甚與安存,猶如父母”,“宛如骨肉”,“視如兄弟”,感受到唐人的周到和熱情,但另一方面,又不斷地記下一路“蚊虻甚多,辛苦罔極”,“入夜雨下,辛苦尤劇”。圓仁開成三年(838)泰州往揚州途中,八月八日“船中人五人身腫死”,十七日“病者金成死亡”,二十一日水手“在掘港鎮死去”,開成四年(839)密州到登州途中,四月十三日水手一人病死,“裹之以席,推落海里”,十五日又一水手“病苦未去,落卻海里”,二十二日又一人死去,“移置島里”,五月二日一水手臨死,纏裹其身,載艇送棄山里,送人回來說:“棄著岸上,病人未死,乞飯水,語云:‘我病若愈,尋村里去。’”二十二日,得到這個水手終于死去的消息。面對艱難和死亡,圓仁一行仍不停前行。從這些客觀的記述中,不難體會出出身中層的日本優秀學子們為求學求法堅毅前行的心理。

      這些遣唐日本留學生、留學僧,把唐詩之路延伸到日本,空海、最澄、圓珍等開創了他們的文化事業,也留下了比叡山、高野山等日本唐詩之路的名山勝跡。唐詩之路在日本怎樣延伸發展?通行于中日海上唐詩之路的,還有鑒真等中國高僧和其他文人,他們的情況如何?這都需要另外的文章來研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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